我的人生有很多转折点——放鸭子算一个，去东莞算一个，学写代码也算一个。但如果非要选一个最重要的，我会选 1999 年春天。
因为那一年，我被三百块钱赶出了学校。
1999 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晚。镇中学的梧桐树刚刚冒出嫩芽，风一吹，还是凉的。
初一下学期，我只读了十二天。
我记得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。教室里同学已经在早读了，语文课本翻到《最后一课》。我站在教室门口，手里攥着书包带子。书包很轻，里面只有两支圆珠笔和半本练习本。
班主任站在旁边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：
“学费交不上，先回去想想办法。”
办法。
那三百块钱，就是我们家翻不过去的坎。
下午，我没有回教室收拾东西——因为根本没什么可收拾的。
我转过身，开始往校门走。
脚步很慢。因为每走一步，学校就离我远一点。
眼泪开始往下掉，没有声音的那种。咸的，热的，滚过脸颊的时候像被烫了一下。我不敢回头，也不敢擦，就那么任由它流着。
我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跟上来的。
她走在我后面，隔了几步远，没有叫我，也没有说话。
可我听见了她窸窸窣窣的脚步声。
还有后来我才意识到的——她压抑着的哭声。
妈妈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哭。
我在前面一边走一边哭。
从校门口到双流桥头，大概七里地。
我们娘俩就那么一前一后地走着。谁也没说一句话。
路边的麦苗已经返青了，绿得刺眼。
我那时候太小了，不懂什么叫贫穷。只知道一件事——
三百块钱，就能让我继续坐在教室里，就能让我和别的同学一样读书，就能让妈妈不用哭。
我一直走到桥头的石墩边才停下来。回头看了一眼妈妈。
她的眼睛红红的，棉袄袖口磨出了毛边。一只手攥着几块零钱，另一只手在脸上胡乱抹了一把。
“妈，我不上了。”
她没说话。嘴唇哆嗦了好几下。
最后只是把手里的零钱塞进我口袋，然后说：
“走，回家。妈给你做面条。”
她转身走在了前面。我跟在她身后，一路没再说话。
这是我正在写的《底层重构》中的第一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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